包括超大型体育赛事在内的“重大节事”作为一种规划和城市更新工具，既是文化层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品牌影响力的有效手段，也是物质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基础设施优化调整的良机。

　　本报记者 彭德倩

　　刚刚闭幕的杭州亚运会上，体育精神与人文精神交相辉映，奏响一曲和平与友谊的交响乐，城市在更大舞台上精彩亮相。

　　亚运会、奥运会、世界杯……多国参与的超大型体育赛事聚焦视线的同时，也在各地推动着体育事业和城市品牌的提升，盛会如何余韵绵长，已成全球无声的“较量”。

　　对超大型体育赛事“又爱又恨”

　　在经济学领域，人们对超大型体育赛事“又爱又恨”。

　　以日本札幌为例。1972年在此举办的冬奥会，将冰雪旅游带入日本国民的视野，将北海道带到世界旅游的舞台。冬奥会前后形成了六期综合开发计划，绘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蓝图。

　　对比札幌冬奥会前后的统计数据，在游客结构上，外来游客占全部游客的比重从30%逐步增长到35%，国际游客数量有大幅增加。从旅游业的季节分布来看，此前北海道一年中仅有夏季一个旺季，冬奥会后，逐渐形成了夏季和冬季的两个传统旺季，冬季游客量在全年的比重从1965年的9.7%，增长到1973年的14.6%，夏季的旺季也从7月到8月逐步扩展为5月到10月。高质量旅游产业的基因就此激活，一个经济效益强、产业效率高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成形了。

　　然而另一方面，一些城市也遭遇了超大型体育赛事的负面“后效应”——从筹办到举办前为投资高峰；在赛会前夕和当年，旅游、通信、商贸、房地产等第三产业消费增势强劲；会后，需求相对萎缩，可能出现房地产闲置、运动场馆和酒店利用不足，旅游人数下降等现象。由于体育赛事一般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、特定时间，在这个时空上产生巨大的人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，如果为赛会进行的大量固定投资在比赛结束后不能被充分地使用，无法产生可补偿的现金流，那么赛后这种一次性消费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将迅速大幅度回落，低效率配置的资源甚至会阻碍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。因此，大型运动会后体育场馆设施的赛后有效利用是各主办方面临的课题。

　　在悉尼筹办奥运会期间，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如何办好这届奥运会，却忽视了赛后利用。为奥运新建的澳大利亚体育场成本高达35亿元人民币，可容纳11万人，是目前全世界技术最先进和最环保的体育场之一。然而，当奥运会的荣耀过后，这座体育场面临两难境地。因为整个悉尼极少有11万个座位的大型活动需求，奥运会后市政府囿于场馆经营不善，难以承担其庞大的日常维修养护费用，最终忍痛拆除了其中大部分建筑。现在悉尼的奥运场馆每年维护费用高达约2亿元人民币。

　　雅典奥运会是在安全方面投入资金最多的一次奥运会，总计花费了大约490亿元人民币，是原来预算的5倍。据测算，希腊需要数十年才能填上这个“黑洞”。

　　寻求正向的“后效应”7个维度上进行评估

　　寻求超大型体育赛事正向的“后效应”，可以依据体育赛事项目特点、影响力范围等，从7个维度进行评估与实践。

　　第一是“社会发展”。这一维度的指向是多方位的，通常指的是不易观察到的“无形资产”。例如，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，增强包容性，以及提升通过休闲运动和体力活动锻炼而受益的大众健康和福祉等。

　　第二是“民生发展”。民生发展维度是较容易被大众察觉的，其中与民生相关的大型基建项目尤其受到瞩目，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是交通和移动基础设施发展，比如延伸的地铁线路或火车系统、机场升级，对步行和骑车更友好的城市设施；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，如住房、水、卫生、废弃物处理、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设施；最后是城市服务和基础设施，如通信技术、智慧城市电网、智慧建筑等。

　　2012年起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组委会就启动了城市交通系统的改革，以优化未来比赛期间运动员、观众和居民的出行。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平昌奥组委，他们对部分比赛场馆采取了“临设临撤”的建设方式，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推进了体育、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。

　　第三是“环境发展”。环境发展维度有：空气和水质的改善，向低碳技术和流程转型，露天休闲区和绿地的增加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，创新的环境管理解决方案及民众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意识的增强等。